2021年5月7日下午，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及“文献学与经学史”研究群主办的舜徽讲坛·学术讲座第一期在科学会堂301会议室顺利举办。讲座主题为“略论近代学人阐释诸子学的路径问题——兼谈《周秦道论发微》的学术意义”，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锐老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陈冬冬老师主持讲座，张固也、王闯两位老师与谈。历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史教研室黄珏、吴柱、樊宁、冯玉荣、洪国强、何珵等老师出席讲座。
王锐老师近年来主要关注现代中国的学术话语和学术路径的问题，于诸子学措意尤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周秦道论发微》在基于自身历史脉络阐释中国学术这一议题下的全新意义。他认为，张舜徽先生《周秦道论发微》的形式和内容看似传统，但置之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阐释诸子学的路径这一大脉络下，其意义和价值远比单论一书要重大得多。
晚清诸子学的复兴一方面以清初以来的学术传统为大背景，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解决时代危机的一种尝试。王锐老师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诠释诸子学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以西学释诸子，援引域外之学诠释禹域旧章，将诸子遗言视作各类西学在中国古代的遥远知音，实质上是西学以另一种方式向中国传播；第二种阐释路径从中国文化本来脉络出发，强调诸子学说的实践性特征；第三种路径则更重视梳理诸子之学与中国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以西学释诸子是近代诸子学的最显著特征，第一种路径无疑占据了当时的主流。王锐老师认为，这种阐释路径的盛行可以被视作近代中国学术失语的开始。
晚清时，唐才常及其同好坚信诸子遗言可解时代症结，但在他们的论述逻辑中，诸子学之所以值得重视，仍需借助西学来背书，以诸子学说比附西学，以此证明某家之学在当时仍有解救时弊的意义。这种论述背后的基本预设和文化逻辑——即诸子之学的价值必须由西学来证明，在近代并未受到很好的检讨，而是以更为学理化、系统化的面目不断出现。
国粹派借源自日本的“国粹主义”张中国文化之纲目，其路径已经是外源的，而他们的主张也没能绕开西方话语体系。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强调了诸子之学的重要性，但必须将先秦旧籍打散，按照近代西方学科分类，把诸子之学重新编排，以与西方学术接轨。邓实力倡“古学复兴”，将近代重新挖掘诸子义理比为西方的文艺复兴，而诸子之学之所以值得重视，主要由于“诸子之书，其所含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虽然他们的主观愿望是通过阐发诸子来光大中国传统学术，但在他们的论说逻辑中，依然以西学为标杆衡量诸子学的价值，反而进一步向世人宣告了西学在近代中国的支配地位。
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在其讨论先秦诸子思想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明确强调，研究包括诸子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必须以西洋哲学作理论参考，依据后者的门类、内容、观点、价值来“融会贯通”中国学术。在今天看来，这种阐释方式不仅不能恢复古代学说的基本样貌，而且，如陈寅恪所说，“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但胡适不但视这种诠释方式为理所当然，而且相信如此才是不存“主观之见”。这种逻辑使得主观与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全脱离中国自身的学术脉络，将西学的普世性和支配地位视为天经地义，而中国学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的价值则被全然忽视了。
即使是当时反对胡适观点的学者，也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论述逻辑。陆懋德不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对诸子学的评价，在1923年出版了《周秦哲学史》，意在“明古代道德学说之精旨”，同时一再强调自己“在美学习法政”，仿佛没有西学的背景，就无资格议论“古代道德学说之精旨”。而他阐发诸子思想时，仍以西学为标杆，认为杨朱学说与英美个人主义暗合，韩非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相似，诸如此类。
王锐老师指出，这样的阐释路径，与其说是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如说是政治与文化心态上的问题。只有克服了必须借助西学才能彰显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心态，真正改变这种心态之所以能流行的政治经济基础，才有可能从诸子著作内在理路与中国历史本来脉络出发，发掘诸子思想真正的价值。
第二种阐释路径来自近代一些旧学根底深厚，同时能够尝试着从中国出发看世界的学者，这一点是明显有别于第一种阐释路径的。
先秦诸子学说诞生的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学术具有强烈的力行特征，而如胡适陆懋德们那样，忽视其中实践性，将诸子学科化，很难发见先秦诸子的真正价值。自近代以来，在政治与社会实践层面，中国传统越来越被赋予负面的形象，人们日益相信，西学不但是“用”，更是“体”。但仍有一些学者相信，能够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政治制度设计、社会伦理规范的良方。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重新诠释诸子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看待诸子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必须承认诸子学的实践性。章太炎撰写的一系列诸子学论著，都在探讨诸子思想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基本面貌的形成、中国人人生观的形成、中国社会基本伦理的形成。他认为，在时代危局之下，应当重视诸子学的实践性，使之体用兼有，道术兼具，而非沦落为学院内一小部分人关注的对象。
柳诒徵也指出，研究先秦诸子的着眼点不应过多放到形而上的方面。他认为，中国古代圣贤之学，不可谓之哲学，只可谓之道学。哲学偏于知识，道学注重实行。儒家与墨家的重要性不在于与西方学说是否相似，而在其形塑了中国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组织形态、政治组织形态。他对当时墨学研究的批判也是从实践角度出发。冯振、杜国庠等人的阐释路径也与之相似，都强调诸子各派的实践性特征，反对以“纯哲学”的眼光衡量诸子。
王锐老师认为，虽然当时他们的观点并非主流，但这种的阐释路径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在西学全方位地笼罩下，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出发来认识和评价先秦诸子，探索将中国传统学术转换为具有现实感与普及性的思想资源，而非按照西方学科分类，将诸子之学局限在大学与研究机构中。
先秦时诸子之学兴起，主要目标是“务为治”。就此而言，先秦诸子对后世中国历史的最主要影响，是形塑了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政治文明。因此，近代一些学者尝试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阐释诸子学时，除了寻求诸子的实践性之外，更着眼于思考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对中国政治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王老师看来，这种研究路径的先驱依然是章太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将中国衰微之由归于秦政，批判秦政的矛头又直指荀子，从批判荀子到批判法家。而在章太炎看来，儒法政治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能站在现代立场简单地全盘否定。他认为，儒法传统奠定了中国古代广土众民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一套在古代社会大致有效的考核、铨选和运作机制。从这一角度，足以彰显诸子的价值。
无独有偶，张尔田、孙德谦尝试将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与诸子学结合的过程中，孙德谦曾提出，诸子之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他们在塑造中国政治文明层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近代蜀学学者也十分重视诸子与古代政治文明传统的关系。蒙文通诠释法家、道家、儒家时，着重解释他们对古代政治社会的影响。李源澄研究先秦诸子，也是从诸子与中国政治思想形成、中国政治文明奠基之间的关系出发。
近代对西方政治学有深入研究的一些学者，也相当注重诸子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萧公权的观点与章太炎类似，反对将法家简单描述为专制集权理论，而注重思考法家及其奠定的制度框架如何影响中国古代两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心理。
王老师认为，张舜徽先生早年写作《周秦道论发微》的论述逻辑正是受到近代这三种阐释路径的影响。书中体现了反对以西学释诸子，尝试寻找诸子的实践性，将诸子的实践性从个人层面上升到政治文明的层面等观点。将此书与《爱晚庐随笔》中论中国历代政治家的相关文章对读，更有助于理解张舜徽先生对先秦诸子的看法。《周秦道论发微》关注的重点并非道论如何抽象化、玄虚化，而是道论在政治上如何付诸实践，诸子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有什么样的关系。王老师认为，在近代诸子学史的脉络下看《周秦道论发微》，这种阐释路径正是它的价值所在。这种独具一格的尝试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先秦诸子，更有助于从中国自身脉络出发认识中国历史，对于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文化自信，建立中国学术自身的话语体系等问题，也带来了有益的启发。
另外，王老师指出，要想做到“不以西学释诸子”，首先应该对西学有足够的了解，只有知道西学是什么，才能剥离出西方话语，真正立足中国，研究诸子。对于近代思想史的相关文献，王老师提出了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经典化，一种是史料化。那些极具前瞻意识、极具启迪性的文献，比较适宜被经典化；而另一些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将其史料化，让它回到本来的历史脉络中去。历史文献在经典化和史料化之间转变的过程，正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
王锐老师的精彩讲座引发了与会老师们的热烈探讨。关于《周秦道论发微》的学术价值，张固也老师和王闯老师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不论是对虞廷十六字心传的新解，还是其中对黄老之学的重视，无不体现了张舜徽先生敏锐的学术前瞻性。针对如何看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以西学释诸子的问题，老师们各抒己见，围绕经典诠释的限度、平衡中国历史脉络与西方学术话语、寻求中国学术的普遍性意义等话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其间精彩的观点交锋与思维碰撞令人目不暇接。会后，王锐老师针对现场提问一一作出回应和解答，他提出的当代学者“立足中国历史脉络，寻求中国学术的普遍性价值”的学术目标，也令同学们深受鼓舞和启发。
